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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讨债公司“软暴力”催债的行为定性

2018-06-02 21:25 次阅读

      【案情】

  案一:20169月至20171月期间,犯罪嫌疑人漆某以某公司名义委托指使、放任他人采取恐吓、辱骂、油漆喷字、泼洒猪粪等手段,向与该公司存在债务纠纷的多名债务人,非法讨债二十余次,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案二:2017610日、11日晚,嫌疑人王某伙同他人以去赌场赌博不用带钱,由其出资帮助购买筹码、事后再偿还的方式,组织黄某、施某、唐某等三人先后两次至邻市某赌场以百家乐形式进行赌博。该三人分别输掉90万元、20万元、30万元的筹码,后应王某要求分别写下相应金额的借条。20176月中旬开始至9月期间,犯罪嫌疑人王某雇佣社会闲杂人员、专业讨债公司人员,先后二十余次采用跟踪、追逐,堵锁眼、拉横幅、播哀乐、喷漆字、泼污物、毁财物,高音喇叭喊话、张贴讨债文字、强行关闭电源破坏生产,侵入住宅及生产、办公场所等手段逼讨赌债,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导致被害人经营的工厂被迫搬迁。

  

    【评析】

   近年来,职业讨债人员以“软暴力”等方式讨要债务的警情逐渐增多。结合前述两个案例成功处置的经验,我们今后在处理类似警情过程中需要把握以下五个关键点:

     一是对非法讨债行为要整体、联系地看待,避免将警情割裂开就事论事。

     案例一和案例二中的犯罪行为,如仅从单个的警情来看,无非是债务纠纷、殴打他人、损毁他人财物,均为普通的简单治安案件,属于调解适用范围,但综合收集全部警情、案件事实证据进行整体评价,就会发现漆某、王某多次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涉嫌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等犯罪,王某还涉嫌赌博罪。如果对全部案件整体评价前,公安机关就对部分案件作出治安处罚或治安调解,会带来法律适用方面的一系列难题。因此,对多起非法讨债警情,民警要整体考虑和全面评价,防止将警情割裂看待就事论事。

     二是处理非法讨债类警情要重视前期案件证据收集。

     处置该类警情,派出所先期出警期间一般都是作为普通民事纠纷处理,大多没有给相关当事人做笔录和受理案件,给后期侦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需要侦查人员花费较大精力和较多时间二次取证,再加上一些证据时过境迁较难提取,部分受害人住址变化甚至离开当地,取证更是难上加难。据此,民警在处置此类相关警情时,应当认真询问放贷人、借贷人、索债人的身份信息、债务形成过程,详细了解债务性质以及追债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等有关情况。

     三是职业讨债人员非法讨债行为不属于私力救济,应评价为寻衅滋事。

     《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三款规定,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适用前述条款,必须考虑债权债务的合法性和相对性,认识到设置该条款的目的主要是给予债权债务当事人一定限度的私力救济空间,体现刑法谦抑性。据此,适用前述条款的前提是有关行为发生在合法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之间,若允许追讨非法债务或者任由其他与债务无关人员介入,则会扩大前述条款适用范围,从而导致相关情形泛滥。案例一中,尽管债务客观存在且系合法形成,但债权人为索要债务,引入不相干社会人员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进行暴力非法讨债,而案例二中行为人追讨的是不为法律所保护的“赌债”,并非合法债务,所以二者均不能适用前述条款,均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四是以公司名义委托职业讨债人员实施非法讨债不属于单位犯罪范畴。

      案例一中,嫌疑人漆某表面上以公司名义委托社会闲散人员催收债款而实际以暴力或“软暴力”形式非法讨债,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具体来说,尽管漆某负责佰盛公司的债权催收业务,但该业务边界以双方在民事合同法律关系范畴内合理合法行使主张权利为限。据此,虽然要债人员的催收债务权利基于佰盛公司的委托,但漆某指使、纵容、放任其他嫌疑人采用非法暴力手段,侵扰侵犯他人住宅安宁、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系以逞强耍横给被害人心理以畏惧、身体以伤害进而索要债务,已超出合法民事合同关系的授权边界,且本案也无证据证实这些暴力非法讨债行为基于佰盛公司的意志,系公司管理层集体决策或知情的行为。

     五是办理类似案件要加强沟通会商。

     案例一中,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时认为以漆某为首的讨债团伙所实施的行为,明显触犯《刑法》第293条,应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检察机关认为漆某等人讨要的债务系合法债务,只是在讨债过程中有过激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后经共同会商,嫌疑人最终被认定为涉嫌寻衅滋事罪,现均已被判决;案例二中,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阶段向检察机关提出依据《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7条规定,王某、程某等人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扰乱他人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或者形成心理强制,再考虑到业已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应属于《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恐吓”行为。该意见最初在检察机关内部未获得统一认识,但经会商最后被检察机关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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